达浦生大阿訇传略
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上）
虎隆 马献喜 ||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訇（下）
达浦生（1874-1965），现代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大阿訇、教育家，与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并称“四大阿訇”。
达浦生名凤轩，以字行，经名奴尔·穆罕默德。回族。江苏六合人。出身于阿訇世家，前六代均为阿訇。7岁入蒙馆习汉字；10岁进六合南寺义学，接受寺院教育。17岁，赴南京常巷清真寺，专攻阿拉伯文、波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教义。1894年，投学北京牛街礼拜寺著名大阿訇王宽，进一步深造。两年后，穿衣挂幛，正式成为一名阿訇。
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动乱年代。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发动各省来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号召变法图强。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日亟。1898年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倡设保国会；6至9月，光绪帝接受维新主张，陆续颁布维新法令，推行新政，是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后虽被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镇压而归失败，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在这种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下，年青的达浦生阿訇立志倡新学，办学堂，改革旧经堂教育，振兴回回民族与伊斯兰教。
1899年，返回故里的达浦生阿訇在当地回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创办了广益回民小学堂。这是他步入社会所办的第一件公益事业，时年仅25岁。
1905年，恩师浩然公赴麦加朝觐，达浦生应邀至京，代掌牛街寺伊玛目之职。1907年，王宽朝觐归来，在牛街寺创建回文师范学堂，委任达浦生为校长。翌年，他又协助恩师创办了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提倡“经书两通”，在学堂增订课程，改良教法，经堂中兼习汉文与科学，大力改革旧经堂教育，为近代中国新式伊斯兰教育局面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应该说，在那个时期，达浦生的名字与王宽的名字，与新式伊斯兰教文化教育运动，是紧密联在一起的。
1912年至1917年，达浦生随甘肃提学使马邻翼赴西北，任甘肃省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他在任期间，遍访甘、宁、青三省的数十个县区，大力宣传发展教育的重要意义，不遗余力地倡办回民学校，并亲自创办了兰州南关回民学校。正是在达阿訇的教育影响下，兰州穆斯林移风易俗，陆续创建了尚德、崇德、明德等一批新式回民小学。
1921年至1928年，达浦生受聘于上海协兴公司。该公司是以经营海外贸易为主的民营进出口贸易公司，创办于1914年，创办人为上海商界知名人士、河南籍回族穆斯林马晋卿及刘彬如、杨福洲、哈德成等众多阿訇；旨在为筹集兴学资金，振兴上海伊斯兰文化教育事业，以商养文促教。为进一步促进中外穆斯林经济文化交流，在公司资助下，达浦生阿訇于1921年出国。他遍访印度、东南亚、中东各国，边经商筹资，边学习、考察伊斯兰教育，与各地伊斯兰学者讲经论道，学习乌尔都语、英语等。后来，达浦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写道：“余尝数游埃及、阿拉伯、印度等国，观乎彼邦伊斯兰教之精神，心有感焉。对于吾教真谛，每思有所著述，以为宣道传教之助。”可见这次出国经商和文化教育考察，确实使达浦生眼界大开，心有所感，宣道传教以阐扬伊斯兰教真谛之志更加坚定了。
1918年，达浦生回国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这一年，中国回教学会兴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达浦生阿訇出任校长。这是一家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型伊斯兰学校。它以“养成传道著述，翻译阿、波文书籍，教授阿、波文之人才”为宗旨。许多知名的中外专家、学者、阿訇在校任教：买俊三阿訇讲认主学、修辞学、《古兰经》音韵学；马以愚先生授国文、《孟子》、《通鉴纲目》；沙善余、伍特公、杨稼山等授英语等课；此外，江南著名汉语文学者金煦生、青年历史学家傅统先、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穆罕默德·卡米莱学士、曾任英国驻上海领馆领事的印度籍埃及文科大学毕业生法都里依俩希先生等，也都先后在该校任教。教学内容方面，学校强调进行中、阿、波、英文的“四文”教育；在传授各种宗教课程的基础上，增设数学、地理、历史、教育学、哲学、体育和科学文化等课程；斋月期间，学生还要到各寺应聘，进行宣教实践活动及上海穆斯林各项社会活动。建校10年间，共招4届学生，每届三年，毕业学生60余人，其中有两届6名高材生马坚、金志晏、定仲明、胡恩钧、马有连、林兴智等被校方派遣至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成为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与宗教学识的中国伊斯兰教界骨干力量的摇篮，其中身为校长的达浦生大阿訇功不可没，名垂青史。他以其革新经堂教育的思想与哈德成等先达一道，将中国新型的伊斯兰教育事业推上了一个新阶段。
1929年6月，上海穆斯林青年知识分子傅统先等人创办上海回教青年研究社，其宗旨是“宣扬宗教，发挥教义，改良恶习，注重青年道德之培养，指导青年人之环境，唤起教友团结精神”。达浦生阿訇热情支持这一新生事物，与哈德成、哈少夫一起担任研究社的指导员。与此同时，他又与伍特公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公会。这是以培养阿訇、广设学校、创立医院与图书馆等为己任的上海伊斯兰教又一个文化教育团体。它以发扬伊斯兰教正义，振兴穆斯林平民教育，“协助完成（孙中山）先总理已始未竟之功，团结教徒辅助国家”为宗旨，制定了五项工作大纲：（1）造就优良阿訇，以发扬回教正义，砥砺道德；（2）广设学校，以振兴平民教育，启牖民智；（3）兴办职业教育，以厚回民生活；（4）延请名人讲演，以实施公民训练；（5）创设医院、图书馆，以培植教民之身体、心灵。该会因碍于经济困难、人才缺乏及种种阻力，终未能畅达其志；但作为该会创始人及执行委员之一的达浦生大阿訇爱国爱教爱民族之思想与实践，已深深印在各族穆斯林的心中。
1932年9月、10月，上海先后发生了《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两大侮教案，激起全国各族穆斯林极大义愤，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护教团”、“后援会”，上海穆斯林更是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教斗争。有20多名上海回民甚至洗了大净，怀揣利器，准备与侮教者拚命以求得“舍牺德”（殉教）。达浦生大阿訇与哈少夫等一起，一方面耐心做穆斯林思想工作，不搞极端行动，寻求正当途径，进行合法斗争，避免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则与伍咏霞、马天英等人在吴凯声律师陪同下，赴南京向**政府请愿。10月30日，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事件真相。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成在接见回民代表时明显偏袒肇事者，大谈所谓“言论、出版自由”，其倨傲态度益使回民大众同仇敌忾，决心讨回一个公道的说法。10月31日，达浦生所率上海回民请愿团与北京南下的华北护教团会合，向蒋介石政府联合申述“南华”、“北新”两案情由。迫于形势，为解燃眉之急，11月7日**当局举行**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会议决定：颁布明令，称政府爱重回民，维护宗教；令《南华文艺》停刊，惩办作者，查封北新书局等。事实上，这些“明令”并未真正执行：《南华文艺》在又出版了一期后由于其他原因而停办；北新书局则是在因哈少夫请吴律师同租界当局磋商后，被强制执行停业三天，此后更名“百新书局”继续营业；两案肇事作者与书刊发行人均未受到应有的惩处。这一结局充分反映出**政府推行大汉族主义、侵害少数民族权益的嘴脸。为此，以哈德成为首的上海回教礼拜寺联合会以总辞职表示严正抗议。
图为达浦生大阿訇在成立会议上致开幕词。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达浦生大阿訇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联络回族士绅，筹建了浙江路回教难民所、蒲柏路（今太仓路）回教难民收容所，接济受难教胞千余人。12月29日，达浦生乘船只身出国，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印度，进行抗日外交宣传活动。在埃及，他用阿文撰写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揭露60余年来日寇侵华的一系列罪恶事实，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号召世界各国穆斯林兄弟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引起中东各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支持。在印度，他将该文译成乌尔都文予以发表，并拜会了巴基斯坦之父穆罕默德·真纳，向当地上万名群众先后作了9次演讲，为我国抗战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38年8月回国后，他受到蒋介石接见。他向蒋提议，希望政府帮助在大后方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迫于形势与达阿訇的崇高声望，蒋介石同意由教育部拨款迁校费用，迁上海伊师至甘肃平凉，并按月由西北行署拨发学校日常开支。更校名为“私立平凉陇东师范学校”（1941年又改称“国立陇东师范学校”），达浦生亲任校长。该校招收西北地区及河南、武汉等地失学回族学生约140余人。
1942年，达浦生辞校长职，赴重庆养病，并在此期间撰专著《伊斯兰六书》，于1945年脱稿。全书约30万字。其卷目为：卷一“伊斯兰教泛论”，共4章10节，论述伊斯兰教认主顺圣的重要性；卷二“伊斯兰教教旨”，共5章24节，阐释伊斯兰教本体论；卷三“伊斯兰教中心”，共3章10节，介绍伊斯兰教关于知、行、诚、信关系的主张；卷四“伊斯兰教天道与人道”，共2章12节，阐述伊斯兰教功修、典礼的要义；卷五“明真辟异”，共6章15节，论述伊斯兰教的基本学理，批驳异端邪说；卷六“宗教与科学”，共5章12节，论宗教与科学相辅为用的思想。其中，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则。言简意赅，论述谨严、透彻，是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力作，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及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该书脱稿后，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付梓印行。直至1995年，《中国穆斯林》编辑部主编马忠杰先生决定，于第2期开始连续刊发达老这一代表作（改用简化字横排，文内部分语句作了适当的技术处理），以“缅怀这位德高望重、爱国爱教的学者”。
1945年，抗战胜利，达浦生先归南京，又返上海。1949年，他以75岁高龄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与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达浦生大阿訇仿佛又一次焕发了青春。1952年，他作为新中国的代表，远赴赫尔辛基参加维护世界和平大会。接着，他作为我国第一届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团长，率团赴麦加朝觐。这次朝觐因故未果，朝觐团中途返国，但在达浦生及全体团员共同努力下，积极宣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与民族、宗教政策，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1953年，他与包尔汉、马坚、庞士谦、张杰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任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参与创办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院长。1956年，以周恩来总理顾问身份随团抵万隆，参加了著名的亚非万隆会议，以亲身体会向世界验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真实可信、诚心诚意的，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1954年后，他历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55年，在周恩来总理大力协助下，他再次率团赴麦加，成功地完成了各项朝觐功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哈吉，受到各族穆斯林的衷心爱戴与尊重。此后10年中，他除具体领导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工作、培养新一代伊斯兰教事业接班人外，还协助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在各种社会活动及对外友好活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5年，达浦生大阿訇在北京归真，享年91岁。